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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體西用”到“標本并治”——嚴復的文明發展觀
作者：李存山
來源：原載于作者新浪博客
時間：甲午年七月十一
西歷2014年08月06日
（往年在北年夜召開海峽兩岸紀念嚴復誕辰16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 自己供給了此文的摘要，后應會議論文集編者之約，對此文進行了增改。近日見網傳有“回到張之洞”之說，故將此文先發表在這里。此文的一部門內容與前發《中國文明的“變”與“常”》有交插，讀者諒之。）
自1840年以后，由于東方列強的進侵和東方文明的沖擊，中國社會和文明面臨著“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①]。為了應對這樣一個變局，中國社會和文明的近現代轉型經歷了一個從“器物”層面逐漸深刻到“軌制”和“觀念”層面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從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到嚴復提出“標本并治”，實為中國文明轉型的一年夜關鍵。本文先述從“中體西用”到“標本并治”歷史進程的佈景，然后對嚴復的“標本并治”文明發展觀展開論述并作出評價，最后略論對嚴復暮年的文明“守舊”應予以“同情的懂得”。
一
鴉片戰爭后，在中國出現了林則徐、魏源等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此所謂“長技”重要是指“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這當然與中國起首要應對東方列強的侵犯有關。為了學習東方的“船堅炮利”，中國必須有“鑄造局”或“火器局”等軍工企業。同時他也認識到，“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線人心思之力，以前平易近用”，中國“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甚至“風氣日開，聰明日出，方見東海之平易近，猶西海之平易近”[②]。這又預示了中國不僅要學習東方的軍工，並且必定要連帶地引進東方“平易近用”工業的科學技術，甚至在社會風氣、思維聰明等方面也會有相應的變化。除此之外，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對英國的“巴厘滿”（parliament，議會）軌制，“國中有年夜事，王及官平易近俱至巴厘滿衙門，公議乃行”，“年夜眾可則可之，年夜眾否則否之”[③]，以及對american的總統選舉“匪惟不世及[④]，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其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⑤]，亦給予了確定，認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⑥]。這說明國門一旦敞開，中國近代的社會和文明轉型就不會僅局限在“器物”層面，而必定要逐漸深刻到“軌制”和“觀念”層面。
把“師夷之長技”付諸實施的是以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運動”。頗得曾、李等人所重視的洋務運動思惟家馮桂芬，雖然批評魏源的“以夷制夷、以夷款夷”之說是“喜自居于縱橫家者流”之舊習，但確定其“獨‘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為得之”[⑦]。在馮桂芬的思惟中，所謂“師夷之長技”已經擴展為“采西學”，這包含了設“翻譯公所”，引進東方的“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以及“輿地書”、“歷算之術”、“制器尚象之法”等等[⑧]。雖然馮桂芬認識到當時的中國與東方列強比擬，不僅在軍事上“船堅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並且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平易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后四者觸及了社會經濟、政治和認知等方個人空間面，但馮桂芬認為后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移間耳”[⑨]。在皇權至上的政治結構中，馮桂芬仍沿用了儒家傳統的“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的思維方法。是以，馮桂芬的“采西學”主張仍逗留在“器物”層面的學習東方的“富強之術”，而無改于中國的政治軌制以及與這一軌制親密結合在一路的“綱常”觀念。此即如他所說，要“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底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⑩]。這一主張成為洋務運動處理中西文明的基礎形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中體西用”）的藍本[11]。
“中體西用”的文明形式，確定了中國文明之“體”或“本”是不成改變的，中國只需學習東方的“船堅炮利”以及與此相關的科學技術（所謂“用”或“末”），就可以“自致富強”，甚至“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12]。從堅持中國文明的平易近族性來說，“中體西用”似乎是中國文明面對東方文明的沖擊所能采取的一種順情公道的方法。可是在當時的中國，對中國文明之“體”或“本”的認識重要集中在“綱常名教”上，而“綱常名教”又與中國的已經腐敗衰敗的君主集權軌制（以及附屬于這一軌制的科舉軌制）結合在一路。也就是說，當時對中國文明之“體”或“本”的認識，不僅是指中國文明的平易近族性，並且更多地是指中國文明中已經落后于時代的那些內容。假如不改變中國的君主集權軌制（以及附屬于這一軌制的科舉軌制），而只是學習東方的“共享會議室富強之術”，中國能否能夠達致“富強”，這要經受歷史的考驗。
1875年，時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燾在《條議海防事宜》中為中國的“自強之術”擬定了四條辦法，即“一曰急通官商之情”，“二曰通籌公私之利”，“三曰兼顧水陸之防”，“四曰先明本末之序”[13]。此中，他對“本末之序”尤其加以強調。在他看來，“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邊，末也。而邊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如練兵、制器、造船、理財，數者皆末也；至言其本，則用人而己矣。”[14]由這種中國傳統的“本末”意識反觀東方之“立國”，郭嵩燾已認識到：
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執政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欲先互市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15]
所謂“先互市賈之氣”，就是他提出的“急通官商之情”。把國家“重商”，學習東方的“國家年夜政，商賈無不與聞者”，“造船、制器當師洋人之所利以利平易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廣開機器局”[16]，作為“循用西法之基”，這在當時是一種卓識。可是，“先互市賈之氣”畢竟還是“末”。在中國近代史上，郭嵩燾最先提出了“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執政廷政教”。但是受歷史進程的局限，郭嵩燾并沒有主張學習東方的“朝廷政教”，而是以此來論證中國的“自強之術”也要以“政教之及人”為“本”，即由朝廷任用“名臣良將”，“誠得其人而任之，一切之政皆可舉而行也”[17]。他所說的“政教之及人”，不是指向學習東方的政治和教導軌制，小樹屋而是重復了中國傳統的“正朝廷以正百官，鉅細之吏擇人而任之，則本立矣”[18]。盡管有此局限，郭嵩燾的“西洋立國有本有末”之說，為以后衝破“中體西用”的文明形式發出了先聲。
1884年，中法戰爭掉利，時任兩廣總督的淮軍將領張樹聲自請解除總督職務，同年11月病逝于廣州，謚靖達。他在臨終教學場地時痛定思痛舞蹈教室，留下了一道《遺折》，此中有云：
夫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平易近一體，高低同心專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輪船、年夜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19]
所謂“西人立國，具有本末”沿用了郭嵩燾之說，所謂“馴致富強，具有體用”也與郭嵩燾之意相合。分歧的是，張樹聲對東方文明之“體”已不是抽象共享會議室地只說是“朝廷政教”，而是具體地指出了其“體”在于教導軌制的“育才于學堂”和政治軌制的“論政于議院”。他特別有針對性地指出，中國只是學習東方的“富強之術”，“遺其體而求其用”，是不克不及使中國真正達致“富強”的。是以，學習東方文明之“體”，中國在教導軌制和政治軌制層面的改造就是歷史之必定了。
1892年，鄭觀應在《亂世危言》的“自序”中援用了張樹聲的這道《遺折》，認為此“誠中的之論也”[20]。鄭觀應有慨于“六十年來，萬國互市，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見來源根基，深明粗略者有幾人哉？”他自謂：
幼獵書史，長業貿遷。憤彼族之請求，惜中朝之掉策。于是學西文，涉重洋，日與彼都人士交代，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掉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高低齊心，教養得法。[21]
鄭觀應得出了與張樹聲同樣的結論，即東方的富強之術亦有其“本”，此“本”就是政治軌制的“議院高低齊心”和教導軌制的學校“教養得法”。鄭觀應在《亂世危言》中所重點強調的也恰是要援照東方的教導軌制而“廣立學校”以培養人才，“一語為之斷曰：不修學校，則人才不出；不廢帖括（科舉陳腔濫調文），則學校雖立，亦徒有虛名而無實效也”[22]。關于議院，他強調“無議院，則君平易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此即馮桂芬所說“君平易近不隔不如夷”），“欲通下情，莫要于設議院”，中國“茍欲安內攘外，君國子平易近持公法以永保承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23]。
甲午戰爭后，康有為領導在京舉人“公車上書”，而后有“戊戌變法”，這是中國近代的社會和文明轉型進進“軌制”層面變革的一個標志。而戊戌變法在“軌制”上所要變革的重要教學內容也恰是“一在立科以勵智學也”，此即在教導軌制上要“變科舉，廣學校，譯西書，以成人材”；“一在設議院以通下情也”，此即在政治軌制上要“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采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24]，以實現“君平易近共主”的君主立憲制。
教導軌制和政治軌制的變革，就是要改變洋務運動的僅只學習東方的“富強之術”，所謂“遺其體而求其用”。當中國近代的社會和文明轉型進進到“軌制”層面的變革時，因為要學習東方的“立國之體”，即“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所以在政治上便與清帝國的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守舊勢力發生了沖突，而在觀念上則與洋務運動的把“綱常名教”視為中學之“體”的“中體西用”形式發生了沖突。雖然康有為驚世駭俗地用今文經學的公羊三世說為戊戌變法在“軌制”層面的變革供給了一種“觀念”上的符合法規性，但是真正使這種變革在“觀念”上具有符合法規性的，卻是引進了一種新的分歧于經學的思維方法，此即“哲學”觀念和進化論思惟在甲午戰敗以后輸進中國的主要意義。1895年，在黃遵憲的《japan(日本)國志》和鄭觀應的《亂世危言》（十四卷本）中出現了“哲學”譯名[25]，而嚴復在同年所作《原強》中介紹了達爾文、斯賓塞的進化論思惟[26]，隨后便發生了戊戌變法，豈其偶爾乎？
二
梁啟超說：“吾國四千余年年夜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27]恰是在甲午戰敗，一個“天朝年夜國”慘敗于蕞爾小國，且中國已面臨被列強瓜分豆剖之現實危險，這樣一個強烈的安慰下，中國的近現代轉型遂由“器物”層面進至“軌制”層面，而“軌制”層面的變革又必定要有“觀念”層面的變革為其供給“符合法規性”。也恰是在甲午戰敗的強烈安慰下，嚴復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與“中體西用”分歧的“標本并治”思惟。
嚴復的上述四篇文章均發表于1895年2至4月的《直報》上，后來又由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轉載。嚴復在1896年致梁啟超信中說：
甲午春半，正當東事臬兀之際，覺一時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強》、《救亡決論》諸作……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發明富強之事，造端于平易近，以智、德、力三者為之最基礎。三者誠盛，則富強之效不為而成；三者誠衰，則雖以命世之才，決心治標，終亦隳廢。……本所以期百年之隆重，標所以救本日之阽危，雖文、周、管、葛生今，欲舍是以為術，皆無當也。[28]
所謂“甲午春半”，恰是中日甲午戰爭進行之時。從嚴復在1894年9至11月給陳寶琛的三通書信看，他對甲午戰爭的時局、北洋水師的掉誤，以及這場戰爭給中國形成的極重繁重危機，給予了親密的關注和痛切深邃深摯的思慮。信中既有云“急則治標”，又有云“中國吃虧，固不自本日而始有也”，“至于本日……誠恐四千余年之文物聲明行將掃地而盡，此驚心動魄之事，不意及吾身親見之也”[29]（以下凡引《嚴復集》只注頁碼，用夾注）。在同年10月嚴復給長子嚴璩的信中又有云：“大師不知當年打長毛、捻匪諸公系以賊方法平賊，無論缺乏以瑜伽教室當西洋節制之師，即東洋得其余緒，業已欺我有余。中國本日之事，正坐常日學問之非，與士年夜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為力也。”（第779頁）這就是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于japan(日本)并不是偶爾的，japan(日本)只因得東方文明之“余緒”，就已“欺我有余”，而中國的深層文明危機在于“常日學問之非，與士年夜夫心術之壞”，若要拯救此危機，就必須從最基礎上“變今之俗”。這就是嚴復在致梁啟超信中所說的“覺一時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其見諸文章就是《原強》、《救亡決論》等篇之作。
嚴復在1895年2月發表的《論事變之亟》中指出：東方列強的“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跡”，而其“命脈”乃在“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中西文交流明的最基礎差別又在“不受拘束不不受拘束異耳”（第2頁）。嚴復比較中西文明，指出：
中國理道與西法不受拘束最類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類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年夜不成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不受拘束，則于及物之中，而實居所以存我者也。不受拘束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若斯之論，舉有與中國之理相抗，以并存于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第3頁）
這段話可以說是嚴復對中西文明之異同的深入認識。中國文明“曰恕，曰絜矩”，實即重視品德的社會和諧，而東方文明則重視“所以存我”的個人不受拘束，二者雖然“類似”但并不“真同”。嚴復說，于此二者“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這可以說是確定了中西文明各有其優長和絀短。但是，因為“不受拘束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在這些“群異”中包含了“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同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全國，而西人以公治全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平易近；……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其[于]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第3頁）等等，這些差異有的屬于平易近族性情的分歧，但也有的（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同等”，“中國尊主，而西人隆平易近”）屬于時代性的分歧。因為嚴復已經認識到中國文明“期于相安相養罷了”，甚至于有“牢籠全國，平爭泯亂之至術”，這使得“平易近智因之以日窳，平易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克不及與外國爭一旦之命”，此乃“圣人計慮之所不及者”（第1、2頁），所以，嚴復在《論事變之亟》中實已主張，若要能與列強競爭，就必須學習東方文明的重不受拘束。
在同年3月發表的《原強》中，嚴復初次介紹了達爾文、斯賓塞的進化論思惟，此即嚴復在致梁啟超信中所說的“本之格致新理”；由此“溯源竟委，發明富強之事”，嚴復進一個步驟指出了東方文明之所以能“勝我”的最基礎長處在于“以不受拘束為體，以平易近主為用”，在“以不受拘束為體”中包含了“其為事也，又逐一皆本之學術；其為學術也，又逐一求之實事實理”（第11頁）。此處合“不受拘束、平易近主”與“學術”，便是五四新文明運動時期所高揚的“平易近主”與“科學”，中國現代深層次的文明轉型可以說發軔于嚴復的《原強》篇。嚴復說：
第由是而觀之，則及今而圖自強，非標本并治焉，固不成也。不為其標，則無以救今朝之潰敗；不為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標者何？收年夜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是已。至于其本，則亦于平易近智、平易近力、平易近德三者加之意罷了。果使平易近智日開，平易近力日奮，平易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第14頁）
嚴復提出的“標本并治”，其“標”相當于“中體西用”的“用”，如其所說“收年夜權、練軍實”，又如他在1898年的《擬上天子書》中所說“標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第65頁），這些都可以說是“用”，亦可以說“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跡”。嚴復不反對“治標”，因為“急則治標”，“不為其標，則無以救今朝之潰敗”。而他更強調的是要“治標”，所謂“不為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嚴復所說的“本”，是指“平易近智、平易近力、平易近德”，又如他在《擬上天子書》中所說的“本者，存夫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第65頁）。從內容上說，嚴復所說的“本”當然分歧于洋務運動的以“綱常名教”為中學之“體”；但從居于文明深層的最基礎或主導位舞蹈教室置說，嚴復所說的“本”實即文明之“體”。洋務運動只是學習東方的“富強之術”，而嚴復“發明富強之事”，指出其“造端于平易近，以智、德、力三者為之最基礎”，“是故富強者，不過利平易近之政也，而必自平易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不受拘束始；能不受拘束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第14頁）。這里說的舞蹈場地“利平易近之政”、“自利”、“不受拘束”、“自治”等等，顯然已遠非洋務運動的中學之“體”，而實即主張要學習東方的“以不受拘束為體”。是以，嚴復所說的“標本并治”，相對于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而言，可以說就是主張“體用兼改”。嚴復說“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這意味著學習東方的“以不受拘束為體”，并非拋棄中國文明的以仁愛忠恕為“體”，而是要把二者綜合起來，“能自治”則必能把仁愛忠恕的精力發揚光年夜[30]。
關于“平易近智之何故開，平易近力之何故厚，平易近德之何故明”，在《原強》的初稿中是“有待而后言”。此后在《原強修訂稿》中，嚴復已把進化論的要義表述為“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第16頁）。又進而明確其主張：“本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曰鼓平易近力，二曰開平易近智，三曰新平易近德。……唯是使三者誠進，則其治標而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此舍本言標者之所以為無當也。”（第27頁）這里的“舍本言標者”，實即針對“中體西用”而言。關于若何“鼓平易近力”，嚴復指出對中國平易近力“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男子纏足二事”，因此于此二事“不早為之所，則變法者，皆空言罷了矣”（第28—29頁）。如《原強》初稿中所說，在“鼓平易近力，開平易近智，新平易近德”三者中“又以平易近智為最急”（第14頁）。《原強修訂稿》指出：“欲開平易近智，非講西學不成；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涂，而廢陳腔濫調、試帖、策論諸制科不成。”（第30頁）此即把“開平易近智”與廢科舉、興學校的教導軌制改造聯系在一路。關于“新平易近德”，嚴復說這是“三者之最難”（第30頁）。究實言之，其“難”就難在與中國政治軌制的變革聯系在一路。如嚴復所批評：“蓋自秦以來，為治雖有寬苛之異，而大略皆以奴虜待吾平易近。……夫上既以奴虜待平易近，則平易近亦以奴虜自待。”（第31頁）分歧于中國的君主專制“以奴虜待吾平易近”，嚴復確定“同等義明，故其平易近知自重而有所勸于為善”，“西之教講座場地同等，故以公治眾而貴不受拘束”。他明確田主張：“設議院于京師，而令全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是道也，欲平易近之忠愛必由此，欲教化之興必由此，欲天時之盡必由此，欲途徑之辟、商務之興必由此，欲平易近各束身自好而爭濯磨于善必由此。嗚呼！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第31—32頁）嚴復把話說得這般確定，而其意就是把政治軌制的改造作為“新平易近德”以及盡天時、廣路況、興商務等等的一個條件條件。
《原強修訂稿》篇末有云：“善夫吾友新會梁任公之言曰：“萬國蒸蒸，年夜勢相逼，變亦變也，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第32頁）這段引言是出自梁啟超1896年發表的《變法通議》，而在“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后面原有“可以保國．可以家教保種．可以保教”，嚴復對此有分歧意見，故將其刪略了。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專有一節為“論變法不知來源根基之害”，文中有“急則治標”、“開平易近智，植人才”等語，又指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年夜成，在變官制。”[31]這應是遭到了嚴復“標本并治”思惟的影響。在戊戌變法期間，嚴復與梁啟超雖然思惟觀點有分歧，但基礎上堅持了傑出的互動。
嚴復主張學習東方的“以不受拘束為體，以平易近主為用”，這與中國的“尊君主”、“重三綱”必定發生沖突。嚴復對此有明確的認識，其“格格欲吐”，遂在發表《原強》之后的同月又有《辟韓》之作。唐代韓愈在《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平易近者也；平易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掉其所以為君；臣不可君之令，則掉其所以為臣；平易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嚴復針對此而進行批評：
嗟乎！君平易近相資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茍如是罷了，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故異于堯、舜、三王？…—共享會議室孟子曰：‘平易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爾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年夜原出于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嗚呼！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第33—34頁）
韓愈對“君、臣、平易近”三者關系的界定，實即體現了秦以后的“君為臣綱”思惟 TC:9spacepos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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